“惠通桥是救国桥，红旗桥是富国桥，铁路桥是强国桥。”初秋时节，施甸县太平镇大坪子村84岁的杨自兴坐在古树下，望着村门口并肩横跨怒江峡谷的三座桥梁，目光穿越八十余载。
从战火中的铁索桥，到钢筋混凝土的公路桥，再到飞跨云端的铁路大桥，三座桥梁如历史坐标，丈量着滇西大地从救亡图存到强国富民的百年征程。
救国桥：烽火中的生命防线
1942年5月，日军先头部队抵达怒江西岸，惠通桥在一声巨响中轰然断裂。“桥没了，但中国有救了。”站在惠通桥上，杨自兴讲述着父辈口耳相传的故事。
这座20世纪30年代末通车的钢索吊桥，在危亡时刻以自毁方式阻挡日军铁蹄，守护了西南抗战大后方。桥炸断后，日军在对岸炮击一江之隔的大坪子，“村里100多户人家的房屋，在炮火中化为火海，无一幸免。”杨自兴回忆，直到抗战胜利的号角响起，村民才在硝烟散去的故土上重建家园。
1949年，年幼的杨自兴随父亲踏上晃荡的惠通桥，“江水在脚下咆哮，感觉手心全是汗。”这段战栗的记忆，让他与桥梁结下不解之缘。
1968年，27岁的杨自兴加入桥班队，日薪1.5元的他，时常扛着枕木穿行于江风间。最惊险的瞬间，定格在1970年，更换穿江木时，一辆迎面驶来的卡车挂到推车上的木条，将他甩出桥面，千钧一发间抓住铁索的求生本能，让老人至今说起仍心有余悸。
富国桥：改革开放中的通途
1974年6月1日，红旗桥通车典礼的礼炮声，震动了怒江峡谷。“解放牌、黄河牌卡车排了两公里，过桥再不用提心吊胆了！”杨自兴比划着，浑浊的双眼闪过光亮。这座钢筋混凝土大桥取代了“载重超八吨必须卸货”的惠通桥，特别四双车道设计，可让多辆车辆同时通过。
桥通则业兴，83岁的蔡信章是大坪子村的首批受益者。1984年土地下户刚两年，他就和儿子买了村里首台拖拉机，停在桥边搞运输。
“把本地的土瓜、生猪、蔬菜等农产品，通过红旗桥运到芒市、瑞丽去卖，再从那边拉大米回来。”蔡信章说，靠此营生，蔡家日子渐好，1987年与另两户率先盖起瓦房。1989年村里发展甘蔗种植后，他添置一辆12吨卡车，榨季运甘蔗到对岸的糖厂，平时拉石膏去江外的德宏盈江水泥厂，返程捎大米。“跑一趟就能赚200元！”靠着跑运输积攒的钱，2006年他们家在县城买了新房。
蔡信章感慨：“红旗桥就是我们家的致富桥，要是没这桥，运甘蔗、石膏就得走惠通桥，超8吨必卸货，多出来的成本，跑运输的根本扛不住。”
1982年村里通了电，1992年土路进村。依托热区资源，甘蔗成为村里支柱产业，卡车满载过桥奔向糖厂，载回了新生活。像蔡家这样的致富故事，在桥畔不断上演。
强国桥：云端天堑上的世纪工程
2022年，大瑞铁路怒江四线特大桥如钢铁巨龙横卧峡谷。1024米的长度、490米的主跨、220米的高度，让这座世界第一跨铁路桥成为新的地标。
“当年在桥班队时，谁能想到会有火车在云端跑？”杨自兴仰头望着桥体。
“高黎贡山隧道贯通后，火车将直通瑞丽口岸，村里的芒果、香蕉5小时就能到昆明。”云桂铁路云南公司大瑞指挥部副指挥长桂林岗，指着前方的隧道，向杨自兴老人讲述着铁路建成后带来的变化。
新桥架起新机遇，大坪子村37岁的村民杨继福敏锐捕捉到文旅发展的潜力。“家门口的铁路桥客运站，肯定能引来不少游客。”她目光坚定地说。
三桥并肩横跨怒江天堑的壮景，曾挡住日军铁蹄的惠通桥，闻名遐迩的滇缅公路，还有当年与日军隔江对峙的碉堡、炮兵阵地等江防遗址群，共同构成了这里的旅游竞争力。
在大瑞铁路大桥下，杨继福就种了十多亩芒果。今年，她又新添了10亩咖啡。“打算在客运站旁开家咖啡店，让游客尝尝咱自己种的咖啡，再开放芒果园供游人采摘，既能宣传家乡，又能增加收入。”她满是期待地规划着未来。
交通重塑时空，往日到瑞丽需一天、到昆明需三天，铁路通车后仅需半天。这座超级工程，正为大坪子这座峡谷小山村打开通往更广阔世界的大门。
桥边岁月：丈量幸福的尺子
“三座桥，就是三把丈量幸福的尺子。”杨自兴掰指细数，惠通桥时代的抬水喝，红旗桥时期的泥土路，如今拧开水龙头就有清泉，土路变水泥路，马帮变物流车队，瓦房换成平顶楼，电冰箱、洗衣机、机动车已成为村民家中的标配。最让他骄傲的是，村里24个大学生当中，有一个正在学桥梁设计。
夕阳下，杨自兴眺望三桥轻喃：“等火车鸣笛过江，我要再走一遍这三座桥，告诉子孙，没有什么高山大河，能挡住中国人前进的脚步。”
从救国到富国再到强国，三桥迭代史，恰是中华民族奋进征程的写照。大坪子村296户1200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，从1980年的71元增长到2024年的14160元，也印证着这一切。
从杨自兴、蔡信章、杨继福的讲述中，记者读懂的不仅是桥梁技术的跨越，更是一个民族在跨越天堑中，不断挺直的精神脊梁。
云南网记者 李建国 通讯员 杨林元 段茸茸 瞿柯楠 杨继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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